当红军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共产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农民把土地和庄稼经营得肥沃而茁壮，春季的插秧播种、秋季的收割打场，成了他们竞赛的项目，驻地的红军也常常参与其中。一面是雄壮的号子，一面是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热闹。
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县就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积极而又高涨。男人们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妇女们也相继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走入革命的洪流。她们剪掉经年的长辫子，梳起了革命头；她们打开包裹了数年的缠足布，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走上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道路；她们甚至走进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校门，走进了革命干部队伍的行列，担任起苏区各个省、县的妇女部长。她们一路唱着山歌，用她们满腔的热情，以她们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敌后搜取情报，为革命燎原之势播下了星星火种。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却过于沉闷。广昌战役宣告红军对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也从沙洲坝那片开阔的田园搬到了僻静的岩背梅坑，分别驻扎在高围、陂下、梅岗、田心、黄陂五个乡。中共中央机关驻在梅岗区马道口村梁氏众厅，中央军委机关驻在田心乡岩背村祠堂里，中央政府设在高围乡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中。这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重起来。“三人团”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密谈，不断有命令从这里发出，但信息的传递仅止于有限的一些人。
1934年9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将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叫到办公室，神秘而严肃地告诉他：“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回到驻地以后，博古和李维汉分别向中央妇女部下达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动苏区妇女做二十万双草鞋、缝制十万条米袋子；二是草拟一份随军转移的妇女名单。李维汉在交待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拟写随行女红军名单任务的同时，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和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因为“三人团”在部分中央高级将领的去留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一直没能最后确定下来，领导夫人们也只能在等待中观望。
男人都无法决定的事情，女人们也只有等待。等待的不仅仅是她们自己的去留问题，更让她们难以抉择的是孩子。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哪一位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又有哪一位母亲舍得离散骨肉？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哪一个儿女不爱自己的父母？又有哪一个儿女愿弃父母于乱世？在风雨飘摇的境遇中的舍弃和失落，将是母亲和儿女心头永远的痛。
10月，长征开始了，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2位，她们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滞留江西）。这32位女红军中有30位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长征女红军名单上共有30名，她们光荣的名字：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后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
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杨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
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后与钟赤兵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贺诚夫人）；
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凯丰夫人）；
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
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
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
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
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长征途中，一方面军共有五位女红军生下孩子，她们都没有逃过将孩子抛下的命运。母子生离死别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了刘英的心。
遇到紧急的时候，要生孩子，怎么办？找个老百姓家，破烂房子，就在那里去生。贺子珍就是随便找一个房子生在那里，生下孩子丢给老百姓。毛主席也是很难受的，但也没有办法，大家都一样，不能特殊。
老红军邓六金是曾山的夫人，这个同样健谈的老人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同志叫曾玉，湖南人。她生孩子的时候，正好是在山区，爬完一座山，又上一座山，我扶着她终于下了山，天已经黑了，村里的老百姓全都跑走了，她只好在外面采豌豆叶、豌豆苗熬一点汤喝。她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在那个环境下，一点办法也没有！她身体很虚弱，但也只有跟着大部队走，刚生下的孩子，她的亲骨肉，放在草堆里面，那孩子一点也不哭，眼睛大睁着，很可怜的，好像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孩子放在那里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当时部队有铁的纪律，刘少奇的前夫人告诉我们，任何人不能带孩子行军。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生下来要交给老百姓。交给老百姓也有规定，一般要留下不少于十块的银元。
在行军途中，邓发的夫人陈惠清突然要生孩子，当时，头上有敌机盘旋，背后有追兵隆隆的炮声，追兵越来越近，情急之下，董必武下令，让打后卫的部队坚决堵住追兵。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在临时产房后面的山头打响了。部队从上午顶到下午，这边孩子也生下来了，但是，刚刚成为母亲的陈惠清却无法带走怀抱中的婴儿。留在破屋子里的是几块银元、董老写的纸条，和用旧衣服包裹的婴儿。她和部队匆匆踏上了征途。
在北京采访时，老红军们都提到同一个名字：廖似光。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五个产妇里唯一健在者。我们在广州终于见到了廖似光本人。
廖似光是凯丰的夫人，早年投身革命，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就曾忍痛将一个刚生下的婴儿送给别人。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怀有4个多月身孕的廖似光跟着部队跋山涉水，沿途还要发动群众，筹款筹粮，由于过份劳累疲乏，到七个月时，孩子小产了。孩子是在密集的枪声中诞生的。
她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感到一阵阵剧痛，没有办法，只能就地接生，邓大姐非常关心，过来看我。她说，是个男孩，是未来的小红军，你没有担架，就坐我的担架吧。小孩放在担架旁边，到有老百姓的地方再寄养。但我不想拖累了部队，孩子不能带，我就用毛巾把孩子一包，写了几个字，是孩子的出生年月日，说是红军留下的，请收容抚养。第二天我就跟着部队走了。
再艰难的路她们也走过去了，革命者追求的理想实现了。革命成功了，长征母亲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些不得不舍弃的亲骨肉。晚年的贺子珍提及她的长征婴儿，也每每动容。廖似光也是如此，提起往事，感慨万端：我后来去找过孩子，哪里找得到，所以一直为这个孩子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