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叫Shandra Woworuntu的印尼姑娘。
15年前，她怀抱着“美国梦”远渡重洋，以为前方是各种机会和希望。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异国他乡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噩梦。
事情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Shandra金融专业毕业，之前在印尼一家国际银行里当分析师和交易员，收入很好。1998年，由于印尼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政治动乱的影响，Shandra丢了工作。
她有一个3岁女儿要养，不能就这么失业瞪着。她决定，去国外打工。
在报纸上，她看到了一条招聘广告。招酒店前台的接待人员，有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几个地方可以选。
她最终选择了美国。
在她看过的书和电影里，美国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招聘广告商说，这份工作的工资很高，能有5000美元一个月（按当时的汇率，大概是4万多人民币）。
交了2700美元的中介费后，她开始参加各种面试。“当时有很多个面试，我被要求在他们面前来回走，还要带着微笑。”
Shandra在心理盘算着自己的未来：只要过去打6个月工，6个月挣的钱就足够她和女儿拥有很长时间的好的生活。
就这样，她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和她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和她一样有美国梦，想要挣钱的女生。
2001年6月，她们乘坐的飞机抵达肯尼迪机场，Shandra跟随人流通过边检。“我当时很兴奋，我终于来到那个之前只在电影和电视中见到的国家了。”
在出口处，她看到一个哥们拿着贴有她照片的牌子正等着她们。哥们对她们很热情，让她们把护照和所有证件都交给他，然后坐上准备好的车。
这几个20出头的印尼女子丝毫没有防备心，纷纷上了车，以为车子会带她们驶向之前承诺的酒店。
“我当时真的傻的太天真，招聘上写的是在芝加哥工作，但我们却飞到了纽约。”“我在车上隐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但我还安慰自己说没事的，他们肯定会把我们送到芝加哥。”
然而事情发展的方向，却离Shandra想象中越来越远。她们被带着换成了一辆又一辆车，换到第四辆车时，司机是一个持枪的哥们。
她们最后被带到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房子，只见那哥们下车过去敲门，大声喊“Mama-san，new girls.”（妈妈桑，新姑娘来咯！）
Shandra听懂了这句话，她知道Mama-san是妓院老鸨的意思，那时候后悔已晚。她已经无法逃跑......
屋子的门一打开，她就看到一名12岁左右的少女被一群男子殴打，女孩身上都是血，各种嘶喊尖叫。一名男子拿着棒球棒，笑着走到她面前，对她发出各种警告。
在Shandra抵达美国不过几个小时后，她已经被逼着开始接客。
据他回忆，那群人贩子中有美国人、印尼人、台湾人和马来西亚华人，其中只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大部分人都只会用粗鲁的肢体语言对她们进行威胁恐吓，逼迫她们卖淫。
“他们对我说，我欠了他们3万美元，接一次客相当于还了100美元。”“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在他们中看到了一个佩戴警徽的人。”
在那之后的无数个日夜，Shandra被打扮成“公主”，被送到不同的妓院、公寓、酒店、赌场等地方接客。
“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两天，我从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又即将会被送到哪里。”
“我被押送到酒店，一间房间接着一间房间的接客，每次45分钟。就这样，一晚接着一晚。”
“我曾想过逃跑，但我的身边一直有人盯着，接客的时候也有人在房间门外守着。”
“到了后来，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只有无尽的绝望、愤怒和失望。”
除了卖淫，Shandra还被逼着吸毒，他们成天的灌她啤酒和威士忌，就这么昏昏沉沉的捱过痛苦的每一天。
她的身体状况变得很糟糕，她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她活不了多久。她还有女儿和家人在印尼等着她，这也让她重新燃起了求生和逃跑的意志。
这期间曾有人扮好人表示要帮助她，最后她发现都是圈套，那些人根本就是一伙的，她只能依靠自己。
最终，她抓住了一次机会拼命逃了出来。
“我跑到最近的警察局，和他们说我的遭遇，然而没有人相信我。”
“我去找印尼大使馆求救，想让他们帮我办理身份证明，然而同样没有人愿意帮我。”
“我很愤怒也很绝望，当时美国已经是冬天，我还穿着夏天的衣服，我很冷，但我身无分文。”
那段时间，Shandra只能露宿街头，沿街乞讨。
“我向每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说了我的遭遇，告诉他们不远处的一个房子里，有一群女人正被软禁被逼卖淫。”
终于，她在某天遇到一个表示愿意帮助她的海军哥们。哥们把她的事情通报给了FBI，并带着她去到了警察局。在经过一番审问和向美国海关调取了入境记录后，警察终于相信了她的话。
在她的带领下去解救出了之前和她一起被逼卖淫的女性。Shandra的噩梦也终于结束。
“姑娘们在警车上大声尖叫，哭泣，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从那时到现在，Shandra一直在致力于帮助和她一样受害的女性。她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找到工作。
于此同时，她也在努力让更多女性知道，不要和她一样就因为“美国梦”或是被高薪所骗，轻易去到国外工作。
“受骗的女性要么就是和我一样，觉得国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要么就是极度缺钱。”
去年，她在印尼发行了一本漫画书，希望能让年轻的女孩了解，这些她们不曾想象过的危险。
她还去到各地的教堂、学校、政府机构讲述自己的遭遇，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
她甚至促动美国修改了法律，现在，海外招聘机构需要美国劳工部注册后才能运营。
“我时常还是会因那段黑暗的时光而感到痛苦，也一直在努力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看心理医生，有时甚至要吃抗抑郁的药。”
“但我会继续一切我能够做的事，去帮助那些受难的女子，让更多女孩免受我曾经遭遇的痛苦”。